2008年圣诞，我在堪萨斯城与人聚会，宾馆人很多，很多人排队等电梯，我选择步行，从楼梯上十楼，顺便掏出Ipod上网，结果就看到这么一则新闻：品特死了。
我想我要是坐电梯就好了。
不是坐电梯品特就不死，而是在电梯里收到这个消息，可能更“品特”一点。想起这位2005年诺奖作家品特的戏剧，总是这么一个情形：一个狭小的空间，我们和他人困在一起。换言之，一间屋子，两个人，或站着，或坐着，或说话，或沉默，这就是品特式的戏剧，这也就是人生在世，大部分时候我们所处的状态。
品特是一个反对对其阐释的剧作家。若是别人发觉他的某个倾向，他立刻撒腿就跑。《生日晚会》中Petey对Stanley喊：“斯坦，别让他们对你颐指气使。”这句话用在品特自己身上也颇合适。品特1952年偷了一本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作品被抓，有人说他就是贝克特的传人，他就是一荒诞派。可是这个标签刚一贴上，品特就开始了“录音机式”对话，开始摆脱荒诞派特有的那种玄学层面的思索，走向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。后来又有人说他的戏剧是“胁迫剧”（Theater of Menace）. 他后来的作品，如《归家》，立刻就有了诗意有了温馨不跟你玩胁迫了。总而言之，他总能在你将他装进某个贴好标签的笼子之前，成功变法，狡猾得就如 “鸡尾酒柜子下的黄鼠狼”（他自己的戏称）。这绝对不是一个评论家好对付的家伙。事实上评论家看他也常看走眼，自取其辱。好多人开始并不看好，最后眼睁睁看着他扶摇直上，也只好喟然长叹。
这种和批评家捉迷藏的作家，盖棺定论恐怕更合适一些。隔着大洋远远地写，他也没招。97年我曾发过一文，称品特的话剧为“语言剧”（Theatre of Language）。首先品特看不到位这评论，如今他也去世了，没法逃了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
品特的戏剧可以说是最基本的“话剧”。他将戏剧元素的运用减到最少却用至极大。将两人往台上一摆，你怎么去弄？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戏剧系Hannah教授曾称品特为“极简主义者”（minimalist）。在品特的剧作中，推动戏剧行动的，不是惊心动魄的情节，和光怪陆离的人物，而是语言。
这样的戏剧会让评论者和观众抓狂。英国批评家肯尼斯·泰南（Kenneth Tynan）说别的剧作家写戏剧，总想方设法吊观众胃口，想知道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”品特的戏剧不好懂，他想方设法让观众发问：“到底现在发生着什么？”
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一部话剧，没英雄你总得有情节吧？没情节你总得有人物吧？没人物你总得有震撼的台词吧？非也。品特的台词不像莎士比亚般华美，也不像萧伯纳般雄辩。品特的语言是你在地铁里偷听到的那种语言，有一搭没一搭，充满重复、迂回、躲闪、罗嗦、沉默…以及其它沟通专家让你回避的东西。他的语言风格收入了辞典，称之为 “Pinteresque”(品特式)风格。这种风格注重人物的潜台词，尤其是那种招牌式沉默和停顿中体现出来的潜台词。品特是当之无愧的 “潜台词之王”。
这样戏剧情节、人物、台词这三围都不突出的话剧究竟有什么看头？关键一点，是他极简主义的对话，落在极简主义的环境里头，实在创造了很多让生活对号入座的机会。品特戏剧里，人物的交流，常常是“持续的回避，是我们在不惜一切代价自我防卫，不让别人接近我们。沟通太可怕了。”是的，沟通很可怕。一句说到人痛处的话，威力不亚于一把尖刀一颗炸弹。世界上多少交锋，多少樯橹灰飞烟灭，不过是在一些人的谈笑之间。话语的塑造能力，甚至体现在创世的故事里。上帝造世界，用的就是话语，他说，世界就一样样地被造就，天地人就一样样成型。语言不单是思维的外壳，也是我们和世界联络在一起的脐带。语言是桥梁也是壁垒。语言能给人希望也有绝望。语言让人振作或崩溃。语言是纽带也是利器。比如品特的主人公常常通过语言来与对方较劲。比如一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与对方交谈，而对方往往不去理睬他的企图，而跳出这话语的圈子。品特自己和朋友的一次对话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有一回朋友问他：哈罗德，你最近感觉怎样？(How are you feeling, Harold?) 品特回答：你这叫什么问题？（What sort of question is that? ）换言之，在话语上，他不和你玩你的一套。对语言的这个玩法，可能和品特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。那时候他作为一个犹太人，走在伦敦的街头，那时候任何有点犹太模样的人都可能遇到威胁。那么在街头面对这种赤裸裸威胁的时候怎么办，一是干架，打赢了你就走，二就是通过语言和对方周旋，虚与委蛇，寻自保之道。在这些时候，他感受到了语言的造就或者毁灭能力。
品特对待语言的做法，是把陌生的语言让你熟悉，又把熟悉的语言让你陌生。你看过品特式的对话，会重新反思平时我们所进行的各式各样的对话，我们会对其沟通的过程，和沟通的结果，产生非常不同的认识。他不是要告诉我们沟通的失败，而是让我们超出这个层次去想我们沟通是为了什么目的？沟通又带给了我们什么实际后果。好多时候， “沟通”并不艰难，理解也未必万岁，因为在此之后，会有这么一个摆脱不了的问题：“那有怎么样？”（So what?）理解了之后是不是就改变了我们的关系？品特不怎么关注这种基本层间的理解，而是更加关注话语带给我们的实际结果。比如品特后期关注的西方世界和小国家关系的问题：难道布什不知道大部分伊拉克人怎么想吗？他或许完全知道。但理解是一回事，愿不愿意去站对方立场是另外一回事。沟通了。理解了。可是在乎了吗？改变了吗？未必。
也就是说，话语有时候是不可靠的。真实有时候躲藏在那些停顿和沉默的缝隙当中。品特的戏剧里有很多“停顿”（pause）和“沉默”（silence）。他觉得人们有时候说话，未必是为了交流，而是为了占领话语权，或是为了掩饰我们的内心的赤裸。那些沉默时分，反倒沟通更多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一切尽在不言中”，如夫妻之间的冷战。品特自己说过：“我认为我们在沉默之中，在未曾言说之中，沟通得很好。” 品特自称，他受到了美国喜剧演员Jack Benny启发，学会了“停顿”的妙用。他将沉默和停顿进一步发挥，用得淋漓尽致。1962年，他对一群学生表示：“体验越是尖锐，表达越是含混”，正可谓大音希声。
品特后来创作越来越少，但政治参与越来越多。作家参政，不乏昏头的幼稚的。英国《卫报》的一位专栏作家说品特跑到土耳其支持库尔德人，为其写下《山地语言》，勇气固然可嘉，但是他却又显得自相矛盾：比如他支持伊拉克萨达姆反对布什布莱尔。而萨达姆杀起库尔德人来，一点不比伊朗和土耳其人手软。作家关注政治，往往还是用“语言”的游戏去认识，去试图改变。品特不遗余力地暴露西方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的一套话语多么具有操纵性质。很可惜，这样的游戏政客未必陪他们去玩。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各样的游戏，即便玩着同样的游戏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在按规矩出牌。另外，作为作家，和一个在青年时代面对过反犹团体的人，品特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公，和这种不同带来的内心的杀戮。土耳其宣布库尔德人的语言为非法，实行的是诛心政策。在《山地语言》里，有一处很耐人寻味的台词，狱卒跟一库尔德人讲：
“你的语言不存在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”（Your language no longer exists. Any questions?）
这就是典型的品特。这两句话里，你可以做出无尽的阐释：话语的权利与界定，生存的胁迫与压迫，政治的荒诞与现实…然而狡猾的品特是不会认可你的任何阐释的，他要是活着，会毫不留情地把你的阐释一脚踢开。
好在品特终于沉默了。大家有什么问题吗？
